我有个习惯，写好喜欢的同人会丢进微信阅读让那个AI女声念一遍，同步对照文本快速检查语病和错字，我对文字的节奏既敏感又迟钝，一句句子的长短和音节，我需要通过听人念出来去判断是否通顺、是否有更合适的词汇替代。如果那是我自己听了也会有理解障碍的句子，我并不相信读者会没有阅读障碍，我会适当修改它。如果一句句子能走进人的心中，我会留下它，就这么简单。我的写作不追求什么成功标准或艺术形式，没有任何技巧，只有写、读、不断地推翻、修改而已。
现在关掉右耳助听器时，单靠左耳听设备内放时完全辨别不了在说什么东西，我知道短短一月我已经开始依赖我很久不用的右耳，我的身体在用右耳拼命弥补左耳无法解析的内容，我的大脑在无意识猜测我听到的每一句话。假如没有唇读和文本，光是听AI读一段文字，我都无法跟上。最近在小红书看见一个听障博主吐槽国内考试体检的事，我才知道，原来不同地区不同医院的听力体检标准也是不一样的，双耳佩戴助听器时，有些地方就是正常和你对话问一些问题，或让你重复正常的句子和单词，有些地方的医生则明明知道你的听障原理，也知道你听的不便，就会故意遮住嘴唇不让你读唇。我想起我中考体检时，医生甚至是当着许多同学的面，让我背对着他重复词语，词汇选的还不是什么日常用语，而是一些中国各省市的地名，我有很多反应不过来。最后他给我填上“双耳可听见范围0米”，我至今还记得家人拿着那张体检单崩溃了多久。而我为那天在那个房间里的测试、同学们看我仿佛第一次认识我的惊诧神情、那些医生的态度崩溃了很久。我一直不知道这种测试其实没有统一的标准，只确信判断没有科学性，后来我考驾照的听力测试很随便，助听器调机时的听力测试都比那个规范多了，也见过许多态度不一样的人，假如是现在的我，会当场提出抗议，但过去那个恐惧被当成异类、只顾吃力跟上别人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得到的只有那个黑色墨水笔匆匆写上的0米字迹，我很容易忘记我每场重要考试的成绩，唯独那个数字至今印象深刻。它提醒我，我的一切挣扎和心存侥幸都是虚的，连它本身都是虚的。
这段时间每天吃药时我总是在想，虽然还有一点听力但没法准确分辨信息，将来的体检我可能又会邂逅一个0米记录了，我会因此又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和事呢？为什么时隔多年后突聋的是偏偏我赖以生存的左耳？还是说迟了这么多年，当我可以心无旁骛去沉浸于真正想做的事请后，命运才开始收回我最需要的事物，以此来惩罚我的蹉跎光阴和自讨苦吃，让我无限追悔我曾经将时间浪费在最无意义的那些俗事中？我很讨厌这样去想，因为往往一个人所处的环境和具备的资源才决定了一个人自由选择的上限，但肉体的障碍就是这样的存在，会迫使一个人除了环境和资源的考量，还要不断地去筛选自己的生活细节和心之所往，放弃一切先入为主的乐观和期待。只有没有期待，生活里所有发生的事才像是惊喜和意外的馈赠。
助听器外放听声的效果一直不如蓝牙内连设备的效果好，所以我今年特地换了个iphone手机，本以为可以肆意听内放、效果更好地学日语和法语、听英语材料甚至刷油管了，突然就停滞不前，甚至变得更糟。好像在我学习任何新东西和开始任何新的转变时，都会冒出一些人为的或突发的一点障碍给我当头一棒，提醒我任何轻松都是我不配享有的。
这段时间接快递的电话，都和没戴助听器一样，只好循着记忆猜测对方问什么破罐破摔式应答，然后彻底摆了，开始试用苹果的辅助功能的预设短信，编辑自己是“听障不方便接电话的文本”在每次有电话打进来时按键发送（当然依然遇上快递员根本不看只会反复电话轰炸的情况，然后我又分出多余的心思担忧隐私安全问题）。一想到未来又要重新费心研究各种语音转文字的工具，哪个还没下app哪个要开会员充钱哪个有时长限制我就莫名烦躁，有时候，我觉得这世界上真正值得我驻足倾听的东西并不多，不需要通过听可以解决的方式真的很多，但我仍然在为这些琐碎浪费精力，以便未来可以及时迈过一道突发的坎。
我的一个听障同龄朋友在得知我突聋后说，像我们这样的人不应该剧烈运动的。
我想起这不是她一次对我说起，大学快毕业的最后一年，我和她一样讨厌体测，她去交了各种材料申请了免测，而我硬着头皮去完成了体测，结果是那一次八百米我跑了个不及格，影响了我那最后一学期的奖学金申请。我自我安慰，反正快毕业了，前面也拿了好几次，最后一次奖学金不要也罢。但看到公示名单时，我心里还是没有释怀，不是因为有多需要那笔钱，而是对这个“因为体测的不合格成绩就不能申奖学金”规则的默认合理化感到非常恶心。我不由自主地想起高中时得了白血病的同学，班主任说他再休一次学学籍就会被注销不能参加高考了。我对这种奇怪的规定感到匪夷所思，然后理解为什么有心脏病、胃病和抑郁症的同学仍在带病坚持上学甚至跑操、上体育课，而他们所有人努力不表现一点轻松、习以为常的挣扎对于一些发文写“这类人不符合XX考试要求”的健人们而言，是一句轻飘飘的“浪费教育/学校资源”。此地在用一切匪夷所思的方式在淘汰人，这种对身心未达指标的人的淘汰又像是一种对他们的强烈仇恨，用健人的逻辑而言，是恨他们“不够标准”却又“占尽便宜”，于是更要能操作的规则里想尽方法惩罚他们、驱逐他们。然后我想，即使对这些评审规则感到不公平又怎样呢？我深知，那会儿即使我符合申请免测的条件，真正的问题是，我还是做不到去申请。
我记得那年辅导员第一次知道我的听障情况，QQ小窗轰炸问我要不要申请助学金，申请要经过学院层层审核，不申请要写一份自愿放弃的声明书签字盖章，我没有去申请。最后在毕业前夕她除了催我尽快签三方协议（也没在乎过我找一个实习甚至接一个邀请面试的HR电话有多困难）外，还发我一个残障辅具申请链接，但链接点进去里面只有最廉价的、甚至已被淘汰的辅具，甚至没有什么真正的助听器和视障设备，轮椅和拐杖看起来还不如拼多多的质量高，这更像是一份为了完成指标任务搞出来做做样子的应付。我感觉到一种不轻不重的羞辱，但这种羞辱是我生活里本应习以为常的一部分，它会在我遇到的人们的言语和行动里变得不痛不痒、理直气壮。就像那些群里和我同龄、拿着大学文凭，却只能得到工厂的低薪工作、要残疾证挂靠不要人的招聘信息，然后被进群发招聘信息的健人中介说，4k你们这种人还嫌少？我明明是特意来关照你们的。
我有时很羡慕我那个朋友的豁达，她可以干脆不戴助听器，说话大舌音就大舌音，唱歌走调就走调，可以直接和人坦白自己的耳朵问题而不在意歧视，可以放弃努力练英语刷题，去肆意地看音乐剧话剧演唱会追星，可以热烈地追逐任何喜欢的事物而不必计较后果，有钱有父母的支持有可以维持生计的工作也有一大堆朋友。
但我很清楚我从来就不是像她那样那么容易坦白和与人交心的人。而在我看不到的地方，我的朋友也有无法逾越、无法介怀的事物。这种浅显的比较没有意义，在我们那具体又漫长的生活里多的是因人而异、只能独自消化的隐形鸿沟。
我每一次出行都抵触使用残疾证去任何可以免票的景点，我会觉得有那么多身体状况比我还要严重的人，我不配使用，同时我优先警惕使用的后果而不是真正视它为一种为我着想的“便利”。鉴于简中网近期还有那么多“聋人没有助词概念”的种种以偏概全的热心科普，还有那么多习惯性只使用“聋哑人士”称呼的人和加深刻板印象的作品形象，我想，如果我会开口说话，如果我不懂手语，如果我是一个能流畅表达想法的人，我还可能被当成骗子审视。事实上当我参加复试的时候，我觉得现场有些老师真这么想过，我坐在那里磕磕绊绊地说话，大脑则一片空白只想着自己会不会被当成一个骗子，我竭尽全力像是在自证。可是如果我的确在听说上表现得比其他人差，那也是情有可原，我所听到的就是这些，发音就是有差距，但我的内心极不愿意承认这种情有可原，我不喜欢被别人先入为主地打上听障标签从而忽视我的表达和我的能力，或是因为我的听障标签从而格外放大我的不足，即使这些不足是许多听力健全的人也会存在的问题。我希望能没有任何羞辱和审视环节地争取到我能争取的机会、做我想做的事，同时不用担忧我会因为肉体上的客观不便驱逐出身障人士鲜少踏入的领域。
去年在三亚散心时，在蜈支洲岛我第一次用了残疾证免票，我想，既然有这个优待政策，加上这么多年我不曾享受过这个福利，那我现在正好也不想在这里多花钱了，我就使用吧。免票过程是相对顺利的，我害怕被当骗子需要自证的事没有发生，但我看到工作人员问都不问就直接用手机拍下了我的证件信息，传到一个微信工作群里，虽然可能是景区的工作规定，我感觉非常不舒服。这种不舒服提醒着我——果然如此，我使用它，就要承受一点代价。我转念一想，其他人买票也需要身份证手机号，隐私早就形同于无，为什么我会这么敏感？也许是因为我没有自信去应对健全人也会遇到的风险，如果我的信息被利用、或发生什么让我措手不及的意外，因为听力障碍的缘故，我求助、咨询法律等每一个离不开沟通的环节都会困难重重，我相信我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我很难相信我可能面对的陌生人，我相信我在这里被轻而易举抛下和搁置的可能性远远胜过被耐心倾听和理解的可能性，我也不知道一个人独自生活怎样才算是真正保护自己，这种不安会持续性地侵扰我，向我警示生活从来不是岁月静好，而是一切可能的防患于未然。
我有时会相信命运的存在，在我的每一个人生阶段总是会有莫名其妙的急转弯等着我，就像开盲盒一样，我解读不出背后的深意，也许命运只是人聊以自慰的臆想，其实我是说不出什么用“运气”“天意”来掩盖痛苦的话的，我深知这一切都是对我的一种没有道理的持续折磨，没有任何规律，只是对象偏巧是我而已，也许有一天是其他人。毕竟这年头甚至都能看见有些商家把会致聋的庆大霉素打进菜里防止客人腹泻的新闻，生活里还有比这些更不经细想的恐怖，就像风平浪静的海面之下的暗潮汹涌，我有什么必要大惊小怪？可是我还是会不知所措，在不知所措里与每一个新的障碍徘徊、搏斗许久，不断地把这种负面情绪吞咽、自我处理，然后陷入无尽的等待之中，等待下一个盲盒，等待下一道坎，等待下一次不知所措。
虽然可以通过blog把过往的经历作为小说写出来，但我真的控制不住情绪，无法心平气和地检视我过往的人生细节，每次回忆所经历的一切我真的会气到想发疯杀人，我无法释怀或将它们转化为所谓的“写作的素材”，用客观的眼光加工编织成什么文学作品，它们是我人生最无法去掉的一部分，是属于我的那部分无法逃离的真实，连选择什么样的表达形式于我都会是一种创伤回闪。我一直很清楚，仇恨才是令我活下去的持之以恒的源动力，没有仇恨，我会连愤怒抵抗的力气都不会有，更别说有精力做成一件事了。
同人分担掉的则是欢乐、感动和爱，是我隐秘的想象试验，我享受的是不同的人物在不同的背景下会碰撞出什么奇妙的化学反应，我并不追求有没有读者看、有没有热度和评论，因为我从不指望在这种环境里这些会是理所当然的事物，写作甚至是一种反动。我追求的是我能在这份危险的反动和编织的想象中能走得多远，我能自由地写到什么程度，我能反抗和决定什么，我只有写虚构的东西或同人才有掌控文字和叙事的快感。
突聋后这段时间每天耗在医院里，我没有什么天塌的感想，也没有哭过。我想起儿时配好助听器有一次我得了感冒，感冒后再开机后左耳听力大幅下降了许多，从此我小心翼翼，不敢得感冒，每次感冒家人连药都不敢给我吃，上高中第一次住宿时，浴室的水总是要先刷卡放好久的冷水才有一点点热水出来，既浪费时间又浪费金钱，我申请退宿却一直被刁难说是规定入住超过一个月不能退宿，宿管一口死咬我是吃不了苦要我多想想，最后我以“不能洗冷水澡感冒听力会下降”找班主任签字，班主任签字时也带着微妙的犹豫，我知道他心里并不相信我这套说辞，觉得我在利用身体的示弱破坏规则达成想要的目的。以至于我成功退宿后每天来校竟也觉得心虚，忘记了那些从一开始就不合理的规矩、我的感冒、我的痛苦。现在回想起来，只觉得荒诞至极。我不知道究竟是这个环境还是我自己潜移默化地将示弱当成了一种耻辱，脱离权力驯化的环境后，人似乎才能真正像人一样主动生活，学会不再忽视自己的需求，在身体难受时照顾自己，该吃药吃药。我一直隐约感觉这只耳朵听力的跌损是命里终将会来临的事，因听力变化遇到更困难的挑战都是常态，只是无法预料早晚的时机。只是我高估了自己为这一切做好的心理准备，障碍就是那样一道天堑，有时无法用自己感到舒服的方式去看一部想看的电影、听一段想听的文本或修改一篇文章，会让我深夜里难过得想吐。我唯有不断地呕出所有陈年累积的情绪，也许呕吐，才能让我的心为日常腾挪出新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