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记 | 住院:我的煎熬消磨与等待戈多

9月,换了家医院看病,住院期间,不用为挂号排队奔波了,只要躺在病床上等着护士过来打针输液,结合针灸治疗。医院每天定点推来餐车,不锈钢餐盘叠着一个接一个从方方正正的灰色不锈钢餐车里拿出来,冒着蒸汽的两个水煮菜加一个荤菜,令我回忆起吃食堂的日子。然而不知何时起,我的食欲也是贫乏的,感觉所有的食物味道都是一个样,荤菜无论换成什么内容都是同样的酱油味,素菜则是不变的水煮口感。但我每天还是在等送餐,对我而言,送餐意味着中午的疗程项目结束,下午很快就会到来。

打开手机app,外卖尽是预制菜,卫生程度也值得怀疑,如果点外卖,外卖会送到医院楼下的外卖架,要排队等电梯去拿,二十多层的高楼,每天人们花零碎的时间等着电梯、挤着电梯,等着他们的外卖。邻床腿部动完手术的大哥因外卖送餐员送到了门卫室而不是指定的外卖架上,经常在电话里和人吵架。我在上一所医院也常看见外卖送餐员顶着酷暑高热从从地把电瓶车停在住院部门口,匆匆地跑进去,匆匆地出来。来自医院的外卖难免是受人嫌弃的,有时候干脆就看见它们被匆匆地搁置在门口的某个架子上。思来想去,我关掉手机,承认:人在吃的上竟然也是选择极窄。于是,等待下午做完针灸,请假回家做道自己想吃的菜也成了白天翘首以盼的事。

食欲与我的生活和生存欲望息息相关,渗透在最小的案板和各式油盐调味料上。做饭,是一种权力关系的彰显,同样也是对自我生活秩序的掌控和重建。

在我的生活和家庭里到处都是凑合的痕迹,如果我不自己动手,我在家只能看到发霉的红糖块、亚硝酸盐超标的剩饭酱菜、没有味道的粥、打成一团的杂粮糊、重油重盐或寡淡两极分化的菜,和所有的愧疚式感动与道德绑架。家庭权力关系最微小、最直接的细节体现在厨房和饭桌上。从很小的时候我便意识到了,如果生活在没有爱的表达意识的家庭环境里,连备菜都会产生摩擦。因为生活在其中的人只是在凑合着过日子,凑合着同居罢了,从不会想着为了对方做什么,对方喜欢什么口味,对方想吃什么,对方对什么过敏,自顾自烧自己买的菜直到对方上次存储在冰箱里的菜烂掉,连提醒和沟通这种事的意识也不会有,凑合着填饱肚子。

我企图用更多的烹调来对抗凑合。

住院治疗体验

住三人病房的缺点是,晚上一定睡不好。对光敏感到极点的我三天就坚持不住,在主治医师的同意下,每天白天的治疗项目做完,去护士站请假拿药,回家睡觉,第二天早上再回到病房,周而复始。

第二周医生开了种小时候打过的生物制药(鼠神经生长因子),但是打完几针反而感觉耳闷耳鸣更严重了,医生说和用的药关系不大,是我自己休息的问题,但我个人感觉,就是从打完针后听力明显下降,助听器开机也和没开机差不多……

该怎么形容现在的状态呢?每时每刻,左耳的耳畔都是嗡鸣声,时而是工地的装修声,时而是夏日的蝉鸣声,时而如汽笛呼啸鸣叫,似乎只要我的血液在流动,耳鸣声便一直不间断地响,随着我枕的枕头材质、时长、情绪不断变化。失去能辨析信息的左耳听力,感觉自己就像一台坏掉的机器,右耳虽有残余听力,但助听器只能接收到并不清晰的噪音。每天早上返回医院病房前,在住院部一楼等电梯时,光是那个公共场合环境,只开着右耳助听器也听得耳膜和头隐隐作痛,在全聋or噪音环境来回切换的感觉很割裂,我很确信,只要我听的时间一长,我的右耳也会承受不住开始耳鸣甚至听力下降,实在没办法想象只靠一边耳朵的助听器凑合度过余生。但即使做人工耳蜗手术的前提也是,左耳的耳闷耳鸣恢复……

除此之外还发现打完激素后会影响视力,脑袋有时晕乎乎的,左眼看东西费劲,能感觉到左咽鼓管及左眼眶的压力,有时光是在键盘上敲字都吃力。很多时候,光是干坐着看点什么就抽空了我大脑的精力,一度怀疑自己得了阅读障碍,也许更多是心理压力所致。

但我还是等待着,大脑空空地等待着一天结束。

在小红书上刷到一个研0退学,左耳神经性耳聋听力也跌到助听器无效的地步,但右耳听力是好的,单凭右耳无法忍受实验室的仪器噪音,更无法长时间待在实验环境里,被踢出了课题组也没有导师要她,于是只好申请退学开始漫长的找工作阶段了,交流不过几句,感觉这世界真的癫得无法理解。

生活是黑色幽默的荒诞剧

医生让我下载复旦大学眼耳鼻喉科医院研发的“复旦耳鸣”App,点击里面的白噪音可以有效助眠,但我的助听器连接手机即使放到最大音量,只能听得见微乎其微的声音,对我而言完全没什么用,即使如此每天他查房还是重复说:“要记得听啊。”

就和我的家人一样,每天重复地问,今天针灸感觉怎样,通了没,痛则不通,扎针的地方感觉怎样。好像寄希望于小小的神针可以突然打破任督二脉,扭转头脑里不可逆的神经损伤,实现医学奇迹。

每个人都像伪人感强烈的复读机,说着令人生厌的车轱辘话,好像只是为了完成某个打卡任务,并不在意对方真正的想法和心情,又强行把这当成一种关爱方式。日复一日,真正令我感到毛骨悚然的是,人的确会无意识地扮演一个社会要求的角色,与身边的人维持着一个虚假的人际关系,谁也不想捅破窗户纸。

请假回去休息的第六晚,家人马上原形毕露,又开始乱熬不知从哪个直播间看的哪个中医方子上哪瞎弄的草药,用老生常谈的口气逼着我喝,“试试有什么损失呢”、“没准就好了呢”、“怎么就那么犟”,忍无可忍把养生壶砸掉,给玻璃划伤了手。看着手指割伤处的血,我的头脑冷静下来,平生不知第几次产生想看到更多的血、想杀人的冲动,却不知这股冲动该往哪个具体的人身上发泄。

突然想起许多年前,被这套话术PUA的年幼的我,每天脚底板用保鲜膜缠着一堆母亲辛辛苦苦在案板上拍碎切好的蒜末,蒜的汁水随着压力渗透进我的皮肤,久而久之连头发、手指头也散发着蒜味。 十几年过去后,当我每天在厨房里拍着蒜时,仿佛还能闻到童年时分身上翻涌的蒜味。蒜味连同我的饥饿缠绕在一起,令我逐渐难以分辨,糟蹋食物究竟是一种愚昧的爱,自恋式的角色扮演,亦或是凑合。

人们因恐惧终结而病态地执着于养生,却忘了自己本身就难逃任何折寿的风险。从姥姥那一辈起的人都是如此,愚昧地伏案看着所谓的养生节目,抄写着各种偏方压在玻璃板下,幻想以此阻止头发色素衰老、痛经、脱发甚至白内障,并以此作为一种“爱”的表达,自此,在三代人身上,我看到重叠的影子,互相折磨着彼此。

愚昧在我心底似乎也并非可以和爱放在一起并论和修饰的词汇。愚昧本身就意味着,某人对某人的爱不过如此罢了,剩余称作“爱”的部分,只是一种机械式的模仿、既无法倾听也无法回应的错频情感扮演,以及权力关系掩盖的伤害。真正去爱的人,最基本的难道不是应该会为了所爱去认真思考对方需要什么、努力去尝试跳出一点认知范畴?

我并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究竟在干嘛,也许现在住院忍受这一切只是在佯装正常,试图让家人安心。到点定时去中医治疗的地方,躺下,针只在刺入肌肤的那一刻疼痛。但会一遍遍回闪起童年时分的每个细节,我躺在不知哪里的床上,感到头上的针则是疼痛难忍,红外线灯炙烤的时间流速是如此缓慢,能嗅到隔壁熏烤艾灸的气味。当时我心里想着的唯有等着结束,等待永无止境。

也许我恐惧自己成了卡夫卡式的甲虫,也许我是千万个等待着戈多而无所事事的人中的一位。

对圣昆丁监狱的犯人而言,戈多是社会,是外面的世界,对我而言戈多是遥遥无期的终结。我在宣判了我无期徒刑的一张张人生答卷上写下,我们只是在毫无意义地消磨生命。提醒自己又何必着急。

史云梅耶电影里,浮士德打算斥退召唤而来的梅菲斯特,化成人脸的恶魔开口说:“这里就是地狱,我从未离开。” 地狱就像每天去医院奔波途中高架上闪闪发光的车水马龙、房子,稀松平常得一如每个平凡重复、无法挣脱的日常。住院期间我翻出另一张碟看,在《梦魇疯人院》的结尾,主人公最终的宿命依然是堕回噩梦成真的规训式地狱,煎熬的尽头是似曾相识的循环。


出院看报销明细,中医治疗费用占了最大头。

在住院前,医生让我把上一家医院开的药都停了,但是没有开大脑神经相关的药物,多数是中成药。

在出院前,医生却开了一盒甲钴胺片。

就这样,兜兜转转,我又吃回了一个月前在复旦眼耳鼻喉科开的那些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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